商業倫理雖然不能直接產生經濟利益，但會對經濟利益產生重大的影響。商業倫理的要素，比如信任、規范與網絡等，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能夠幫助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市場效率的提高 ]
　　
　　“看到女工們十個指頭浸在水里，每天做足八個小時，會讓人對勞動產生敬畏之情。”絲綢之路集團董事長凌蘭芳早年曾在生產一線工作，這樣的場景總是能在他心中刻下烙印，“勞動是崇高的，有這樣理解的人，才可以做企業家。”
　　“企業家在道德上有基于*傳統文化的追求，表現在企業的商業倫理上，就是誠信、忠義、和諧。”浙江*儒商與東亞文明研究文化中心執行主任周生春教授說。
　　“新”儒商
　　周生春教授近年來一直在推動現代儒商商業倫理體系乃至社會責任體系的形成。他發現，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儒商存在，而到了明代，正式出現了“儒賈”一詞，那時候，商業發展迅速，以科舉作為出路的讀書人，漸漸為謀生計而轉向蓬勃發展的商業領域。
　　由于其教育背景的影響，這些商人好儒重文，在道德和商業倫理上恪守原則，孝友禮讓，仁義慈善，重族誼、鄉里、故舊，恤孤弱，厚人倫，好善樂施，急公好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具有社會責任感；在商業上先義后利，仁在其中，誠心質行，勤儉、敬業，忠信不欺等等。
　　“今天我們所說的儒商的價值觀，實際上已經不再是狹義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體系了。”周生春說。在他看來，那些認同*傳統文化的，有道德的企業家，就可以被稱作是現代儒商。
　　具體而言，這些商人認同、重視*文化，具有傳統道德與良知，關愛親友、弱勢群體與所有利益相關者，熱心環保和社會公益事業，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
　　超越地域概念
　　晉商、徽商、潮商、浙商……從歷史到現代，以地域為主要劃分依據的商幫，在商業上蓬勃發展，在商業道德與倫理上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系統。
　　大航海時代，澳門商人自發建立慈善團體，幫助那些失去親人的老人和婦孺。在本鄉本土中，人與人之間有各種各樣的利益聯系，互相之間能夠容忍，諒解，建立互信關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吳志良說。
　　這種以熟人社會為基礎，通過關系進行信用認證的體系，與外界并不能很好地實現對接。“親疏有別，局限于地域內部。”周生春說，以地域命名的商幫，其商業倫理系統的形成具有上述特點，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缺憾。
　　而新儒商的商業倫理系統，則與上述以地域為界定的商幫所形成的倫理系統有很大的不同。“是以地域為出發點，還是以文化和精神為出發點？”周生春認為，后者更能體現出商業與*傳統文化的融合性，更具有包容性。
　　“當然，在研究上，我們的路徑還是從個人，到家族企業，到商幫，再到整個商人群體，這樣能夠以點帶面，全面地反映出*商人道德與商業倫理系統。”
　　增值社會資本
　　“商業活動中做人的準則，其中包括人與人之間、人對社會和*的義務。”在周生春看來，商業倫理更多的是一種內生式的、自發的管理手段。也是管理的環境條件，法律的基礎和經濟、行政等調節控制手段以外的又一種管理手段。
　　商業倫理雖然不能直接產生經濟利益，但會對經濟利益產生重大的影響。商業倫理的要素，比如信任、規范與網絡等，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能夠幫助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市場效率的提高。
　　對于新儒商而言，由于其對于誠信、忠義、和諧的追求，他們在社會資本的積累方面，有著先天的優勢。“恪守道德與良知，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儒商，其擁有的社會資本具有公私兼顧之大利。”周生春說。
　　他進一步解釋說，義是公利，利是私利。一般而言，求利，未必能夠獲得利益；而求義，也僅僅能夠得到義。商人如果能夠站在義與利統一的角度上求義，獲得的就不僅僅是義，還能夠獲得利，并且收獲大利。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商業倫理基礎產生于西方。”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說，以*傳統文化作為基礎的商業倫理體系，如何與市場經濟兼容，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僅以商業倫理來約束企業，是遠遠不夠的。”吳志良說，“更為重要的是，要有法律和制度的介入。對于企業來說是不夠的。”
　　在浙江*管理企業管理系主任張鋼教授看來，市場規范的建設、立法與執法，社會規范與倫理共識，這些要素，才共同促成了企業承擔其應盡的責任：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以及自愿責任。